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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行漫記》幾個重要中譯本的流傳和影響

          《西行漫記》六十年——《紅星照耀中國》幾個重要中譯本的流傳和影響

          作者:張小鼎

          原載:中華讀書報1998-02-18

          ???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斯諾的不朽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六十年來在中國以《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長征25000里》等形形色色譯名,大量出版,廣泛流傳,成為享有盛譽,幾近家喻戶曉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品。限于篇幅,本文僅選取影響較大的幾個中譯本著重加以介紹論述,從中亦可看出《西行漫記》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所產生的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

          ???六十年來,美國進步記者和著名作家斯諾報道三十年代中國革命真相的不朽名著《紅星照耀中國》,以近二十種文字翻譯出版,幾乎傳遍了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它則以《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長征25000里》……等形形色色譯名,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法,延綿不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印重版,從而感染、教育了千百萬讀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為享有盛譽,幾近家喻戶曉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品。

          ???1936年10月下旬,斯諾作為第一個在陜北蘇區采訪了四月之久的外國記者,終于秘密地凱旋而歸。就在他返回北平的同時,國民黨當局竟從西安登出一則報導,詆毀造謠說:“斯諾已被‘赤匪’處決了”。美聯社信以為真將消息轉發回國,斯諾的“訃告”也在家鄉堪薩斯城排版待印……在此關鍵時刻,斯諾當機立斷,即刻前往美國使館出席記者招待會,公開其陜北之行的主要事實。為了戳穿一切無恥謊言,盡快將紅區真相和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的革命經歷,以及英雄紅軍的長征動人事跡及時公布于世,在前夫人海倫·斯諾的積極支持協助下,他全力以赴地投入緊張的寫作之中,并極其神速地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大美國晚報》和北平的《民主》雜志等英文報刊,首先發表了毛澤東訪問記和有關紅區各方面狀況的一篇篇特寫報道,很快轟動了中國的知識界,引起了軒然大波,致使南京政府當局驚恐不安。

          ???與此同時,斯諾還將發往英、美《每日先驅報》、《太陽報》等報刊的電訊報道原文也一并及時提供給中國友人王福時。1937年3月,由北方愛國青年大學生王福時主持,與郭達、李放等共同編譯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在斯諾與海倫夫婦熱情無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了。該書的主體部分《紅旗下的中國》一章里所收十三篇文章以及《毛(澤東)施(樂)會見記》中《論日本帝國主義》等文字,后來均收入1937年10月由英國戈蘭茨公司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還附有陳云化名廉臣所寫敘述紅軍長征的文章:《隨軍西行見聞錄》,毛澤東的詠長征律詩,以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著名歌曲十首。同時收入斯諾夫婦提供有關陜北蘇區34幅照片,那張曾風行一時,被國內外報刊廣泛采用的頭戴紅星帽的毛澤東照片也首次刊入該書。至于題名《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也頗費匠心:“外國記者”是擋箭牌,保護色;“西北”這一謎底,明眼人一看便知實指陜北蘇區。由于當時白色恐怖相當嚴重,環境十分惡劣,編譯者不得不巧妙地采用這種斗爭藝術與策略!因為此書早在“七·七”事變爆發前即先行出版,較早而又客觀地介紹了陜北蘇區和共產黨的真相,及時宣傳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不脛而走,很快流傳,初版由《東方快報》印刷所秘密排印的五千冊頃刻發行完畢。此后在上海、陜西等地均有不同出版社正式署名的重印本;至于全國各地為突破敵人的查禁封鎖而采取變換書名,不標明出版地點等不同形式的翻印本和節印本———如《紅旗下的中國》———則更是不計其數,難以統計。據譯者之一李放說,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僅看到好幾種翻版本,甚至遠在廣東臺山縣水口鎮的小書攤上都見到有此書出售,其傳播之廣,翻印之快,可見一斑。1937年5月,書出后不久,王福時陪同海倫·斯諾去延安時,曾將北平版《西北印象記》贈送給毛澤東主席。所以1938年5月毛澤東撰寫《論持久戰》時,一仍其舊地引用該書所載兩年前他同斯諾的重要談話,并于正文后注明,將此書簡稱之為“斯諾:《西北印象記》”(1)由于此書出在英文版“紅星”之前,所以與其說它是《西行漫記》的節譯本,毋寧說它是《西行漫記》的雛形本或許還更為確切些。

          ???1937年11月上海淪為“孤島”。1938年初,在胡愈之同志組織籌劃和部分中共黨員推動下,由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體承譯,用“復社”名義出版的第一個“紅星”全譯本《西行漫記》于2月10日在“孤島”問世。此書雖據1937年10月英文版“紅星”譯出,但由于斯諾對原著作了少許增刪,就是說,復社實際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譯出的。他還應約為中譯本寫了一篇真摯感人的長序冠于全書之前,深情地預祝中國抗戰取得“最后勝利”。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環境,書名有意隱晦含蓄地譯作《西行漫記》。因為此前著名記者范長江曾于1935年7月開始,以《大公報》旅行記者身份,進行過歷時十個月,行程四千余里的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旅行,寫了不少轟動一時的報道文章,以后曾匯集為《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所以細心的讀者一看書名《西行漫記》,就會自然聯想到這是一部與我們黨的西北蘇區有關的書籍。《西行漫記》全書共十二章五十六小節,除附有珍貴照片外,書內還印有描繪精致的長征路線圖和西北邊區圖兩幀。此書從翻譯到出版僅用了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它“奇跡”般地問世和迅速流傳,使日本駐上海的憲兵隊大為震驚,即刻下令嚴加查禁,并馬上派人四處搜尋,逮捕不少進步文化人,進行嚴刑拷打,妄圖破獲“復社”,一網打盡……但終歸枉費心機,一無所獲。

          ???《西行漫記》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四版,轟動了國內及國外華僑集聚地。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點還出版了該書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白色恐怖彌漫的地方,許多進步讀者冒著生命危險競相傳閱乃至輾轉傳抄;不少熱血青年像懷揣珍寶一樣,秘密地攜帶《西行漫記》,抱著滿腔愛國熱忱,排除艱難險阻,輾轉奔往紅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至于將“紅星”第四、五兩章以“抽印本”形式獨立出版的(即將《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和《長征》分別更名為《毛澤東自傳》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則猶如雨后春筍,更是數不勝數。其出版地點不僅有根據地的,也有國統區和游擊區的,自然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點或出版社名稱的。由于《西行漫記》及其各種節本或專章抽印本的迅速、廣泛流傳,很快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警覺、驚懼和敵視,他們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據有關檔案記載,先后查禁其著作竟達十幾種之多。眾所周知,國民黨進行書報檢查后的“取締辦法”一般分為“暫停發行”、“停止發行”和“查禁”等幾種處置手段;而對“復社”版《西行漫記》早在1939年5月即以“觸犯審查標準”為名,嚴加“查禁”。推而廣之,對與之有關的署名斯諾的各種著作,如:《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紅旗下的中國》……等等均一律予以“查禁”。盡管如此,由于黨的有關組織、進步文化人以及廣大讀者采用各種斗爭方式和手法,不斷突破反動書報檢查制度的封鎖,使《西行漫記》等著作像春風中的青草一樣,到處滋生,傳遍了神州大地。毛澤東同志對斯諾的這部書也給予很高評價,熱情贊揚這部書是“外國人報導中國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2)1939年當斯諾重訪陜北邊區時,毛澤東在延安當面向他肯定說:“《西行漫記》正確地報道了黨的政策和他本人的觀點(他看過該書的全譯本)”。(3)

          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上海又出現了兩種引人注目的新版本。一是史家康等六人合譯的《長征25000里》(副題《中國的紅星》),由于此書早在十年前即譯出問世,故現在特別標明為“啟明書局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一是由“亦愚”翻譯以急流出版社名義于同年九月印行的《西行漫記》(副題《二萬五千里長征》)。它們的共同點是均據1937年7月美國再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譯出,由于美國版曾經斯諾修訂增補,故這兩個譯本不僅文字繁簡方面與胡愈之主持翻譯的“復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內容上又多出一個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這一章六小節文字著重介紹紅軍的游擊戰術和對中國抗戰前途必然勝利的展望。這兩個譯本當時頗受歡迎,特別是《長征25000里》,曾被人贊譽為是“二十世紀一個古老民族用血與肉寫出來的史詩。”(4)它短短數月間即在上海印行三版,同時又在香港翻印發行。

          ???建國后,由于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和路線斗爭,“左”的傾向和思潮日益嚴重;因此享有國際盛譽的“紅星”在世界各地繼續風行暢銷,而在中國反倒漸趨冷落,僅1960年2月由三聯書店依據“復社”版印行一次,這可能與新中國成立后斯諾第一次訪華有關。由于當時中美對峙以及國內嚴峻形勢,此書雖因斯諾訪華得以再版,但也只能作為“內部讀物”,限“內部發行”,且印數有限。這一奇特事實,不免令人深長思之!及至“文革”期間,萬馬齊喑,百花凋謝,極“左”思潮空前泛濫,在“打倒一切”的聲浪中,《西行漫記》也慘遭禁錮。在許多單位和部門,它被加蓋“嚴控”之類印戳后密封于圖書館和資料室中停止出借。

          ???隨著十年浩劫的結束,春回大地,萬物復蘇,《西行漫記》也重獲新生。1979年12月,首都北京同時出版了兩個新的重要譯本。其一為吳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副題為《關于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包括原書“紅星”的第四、五兩章———即毛澤東自述生平和長征———這是構成《西行漫記》的骨骼與靈魂;此外還收有《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等三篇重要談話。人們知道,毛澤東與斯諾1936年10月在陜北保安窯洞曾進行過十幾個晚上的長談,往往從晚九點談至翌日凌晨兩點,而當年一直陪同擔任翻譯的正是吳黎平同志。作為當事人之一,他依據“紅星”和《密勒氏評論報》、《亞美》雜志等有關書刊資料及自己的記憶,在可能范圍內對譯文作了必要的訂正,增加了一些腳注,豐富了原書的背景材料。盡管初版印數不大,只有五千,但作為一種文獻性版本,自有其難以取代的獨特價值,故翌年二月旋即再版。另一重要版本是著名翻譯家董樂山的全新譯本《西行漫記》,封面標明原名:《紅星照耀中國》,此書據1937年倫敦初版本全文譯出,“未作改動”;由三聯書店出版。研究者都很清楚,斯諾本著嚴謹求實的精神和實際需要,曾對《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不斷進行修改,訂正并增補充實一些新的內容,除1938年7月美國蘭登出版社再版時增寫了第十三章外,以后較重要的修訂還有1944年版,1968年版,1971年版等等。而我國過去流行的眾多版本還沒有一個真正是如實按初版本譯出的,即使享有盛名的第一個正式譯本“復社”版,雖也依據戈蘭茨公司英文初版本,但翻譯時,一是經斯諾作了修正,有許多和初版不盡相同,二是未譯涉及共產國際的李德那一節。董樂山譯本增譯了第十一章中第五節的《那個外國智囊》,使全書還原為十二章五十七小節,恢復了在英美風行一時的英文初版本的歷史原貌。同時,對英文本中個別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也作了不少校正。基于上述種種緣由,董譯三聯版不僅是《西行漫記》在中國流傳數十年來,國內最忠實于原著的嶄新全譯本,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新版本。該書分大、小32開兩種,書前冠有胡愈之1979年8月所寫《中文重譯本序》及斯諾1938年為“復社”版所寫“序言”。扉頁印有長征路線圖,封底印有斯諾當年的照片,且配以新西蘭著名詩人路易·艾黎紀念作者的著名詩句。全書另收珍貴照片69幅。初版即印30萬冊,極受歡迎,很快售罄,接連加印,兩年左右即發行165萬冊。這一全新譯本,同時又收入1984年8月新華出版社所出四卷本《斯諾文集》第二卷,扉頁恢復英文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而將《西行漫記》改為副題。其發行量在單行本暢銷全國后,仍能一次征訂印行28,500冊。這一數字也再次雄辯地證明《西行漫記》具有何等經久不衰的誘人魅力!正像斯諾英文原著書名“REDSTAROVERCHINA”所表明的深刻含意:它宛如一顆光華璀璨、熠熠閃亮的“紅星”永遠照耀朝氣蓬勃的新中國。

          (注):

          (1)參見《毛澤東選集》(1966年7月橫排本)第二卷414頁。

          (2)轉引自吳亮平:《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人民日報》1979年1月29日》)。

          (3)引自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群眾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4)引自錢公俠:《〈長征25000里〉序》,見1949年6月新2版《長征25000里》。

          ???六十年來,美國進步記者和著名作家斯諾報道三十年代中國革命真相的不朽名著《紅星照耀中國》,以近二十種文字翻譯出版,幾乎傳遍了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它則以《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長征25000里》……等形形色色譯名,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法,延綿不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印重版,從而感染、教育了千百萬讀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為享有盛譽,幾近家喻戶曉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品。

          ???1936年10月下旬,斯諾作為第一個在陜北蘇區采訪了四月之久的外國記者,終于秘密地凱旋而歸。就在他返回北平的同時,國民黨當局竟從西安登出一則報導,詆毀造謠說:“斯諾已被‘赤匪’處決了”。美聯社信以為真將消息轉發回國,斯諾的“訃告”也在家鄉堪薩斯城排版待印……在此關鍵時刻,斯諾當機立斷,即刻前往美國使館出席記者招待會,公開其陜北之行的主要事實。為了戳穿一切無恥謊言,盡快將紅區真相和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的革命經歷,以及英雄紅軍的長征動人事跡及時公布于世,在前夫人海倫·斯諾的積極支持協助下,他全力以赴地投入緊張的寫作之中,并極其神速地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大美國晚報》和北平的《民主》雜志等英文報刊,首先發表了毛澤東訪問記和有關紅區各方面狀況的一篇篇特寫報道,很快轟動了中國的知識界,引起了軒然大波,致使南京政府當局驚恐不安。

          ???與此同時,斯諾還將發往英、美《每日先驅報》、《太陽報》等報刊的電訊報道原文也一并及時提供給中國友人王福時。1937年3月,由北方愛國青年大學生王福時主持,與郭達、李放等共同編譯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在斯諾與海倫夫婦熱情無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了。該書的主體部分《紅旗下的中國》一章里所收十三篇文章以及《毛(澤東)施(樂)會見記》中《論日本帝國主義》等文字,后來均收入1937年10月由英國戈蘭茨公司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還附有陳云化名廉臣所寫敘述紅軍長征的文章:《隨軍西行見聞錄》,毛澤東的詠長征律詩,以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著名歌曲十首。同時收入斯諾夫婦提供有關陜北蘇區34幅照片,那張曾風行一時,被國內外報刊廣泛采用的頭戴紅星帽的毛澤東照片也首次刊入該書。至于題名《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也頗費匠心:“外國記者”是擋箭牌,保護色;“西北”這一謎底,明眼人一看便知實指陜北蘇區。由于當時白色恐怖相當嚴重,環境十分惡劣,編譯者不得不巧妙地采用這種斗爭藝術與策略!因為此書早在“七·七”事變爆發前即先行出版,較早而又客觀地介紹了陜北蘇區和共產黨的真相,及時宣傳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不脛而走,很快流傳,初版由《東方快報》印刷所秘密排印的五千冊頃刻發行完畢。此后在上海、陜西等地均有不同出版社正式署名的重印本;至于全國各地為突破敵人的查禁封鎖而采取變換書名,不標明出版地點等不同形式的翻印本和節印本———如《紅旗下的中國》———則更是不計其數,難以統計。據譯者之一李放說,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僅看到好幾種翻版本,甚至遠在廣東臺山縣水口鎮的小書攤上都見到有此書出售,其傳播之廣,翻印之快,可見一斑。1937年5月,書出后不久,王福時陪同海倫·斯諾去延安時,曾將北平版《西北印象記》贈送給毛澤東主席。所以1938年5月毛澤東撰寫《論持久戰》時,一仍其舊地引用該書所載兩年前他同斯諾的重要談話,并于正文后注明,將此書簡稱之為“斯諾:《西北印象記》”(1)由于此書出在英文版“紅星”之前,所以與其說它是《西行漫記》的節譯本,毋寧說它是《西行漫記》的雛形本或許還更為確切些。

          ???1937年11月上海淪為“孤島”。1938年初,在胡愈之同志組織籌劃和部分中共黨員推動下,由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體承譯,用“復社”名義出版的第一個“紅星”全譯本《西行漫記》于2月10日在“孤島”問世。此書雖據1937年10月英文版“紅星”譯出,但由于斯諾對原著作了少許增刪,就是說,復社實際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譯出的。他還應約為中譯本寫了一篇真摯感人的長序冠于全書之前,深情地預祝中國抗戰取得“最后勝利”。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環境,書名有意隱晦含蓄地譯作《西行漫記》。因為此前著名記者范長江曾于1935年7月開始,以《大公報》旅行記者身份,進行過歷時十個月,行程四千余里的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旅行,寫了不少轟動一時的報道文章,以后曾匯集為《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所以細心的讀者一看書名《西行漫記》,就會自然聯想到這是一部與我們黨的西北蘇區有關的書籍。《西行漫記》全書共十二章五十六小節,除附有珍貴照片外,書內還印有描繪精致的長征路線圖和西北邊區圖兩幀。此書從翻譯到出版僅用了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它“奇跡”般地問世和迅速流傳,使日本駐上海的憲兵隊大為震驚,即刻下令嚴加查禁,并馬上派人四處搜尋,逮捕不少進步文化人,進行嚴刑拷打,妄圖破獲“復社”,一網打盡……但終歸枉費心機,一無所獲。

          ???《西行漫記》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四版,轟動了國內及國外華僑集聚地。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點還出版了該書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白色恐怖彌漫的地方,許多進步讀者冒著生命危險競相傳閱乃至輾轉傳抄;不少熱血青年像懷揣珍寶一樣,秘密地攜帶《西行漫記》,抱著滿腔愛國熱忱,排除艱難險阻,輾轉奔往紅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至于將“紅星”第四、五兩章以“抽印本”形式獨立出版的(即將《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和《長征》分別更名為《毛澤東自傳》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則猶如雨后春筍,更是數不勝數。其出版地點不僅有根據地的,也有國統區和游擊區的,自然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點或出版社名稱的。由于《西行漫記》及其各種節本或專章抽印本的迅速、廣泛流傳,很快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警覺、驚懼和敵視,他們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據有關檔案記載,先后查禁其著作竟達十幾種之多。眾所周知,國民黨進行書報檢查后的“取締辦法”一般分為“暫停發行”、“停止發行”和“查禁”等幾種處置手段;而對“復社”版《西行漫記》早在1939年5月即以“觸犯審查標準”為名,嚴加“查禁”。推而廣之,對與之有關的署名斯諾的各種著作,如:《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紅旗下的中國》……等等均一律予以“查禁”。盡管如此,由于黨的有關組織、進步文化人以及廣大讀者采用各種斗爭方式和手法,不斷突破反動書報檢查制度的封鎖,使《西行漫記》等著作像春風中的青草一樣,到處滋生,傳遍了神州大地。毛澤東同志對斯諾的這部書也給予很高評價,熱情贊揚這部書是“外國人報導中國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2)1939年當斯諾重訪陜北邊區時,毛澤東在延安當面向他肯定說:“《西行漫記》正確地報道了黨的政策和他本人的觀點(他看過該書的全譯本)”。(3)

          ???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上海又出現了兩種引人注目的新版本。一是史家康等六人合譯的《長征25000里》(副題《中國的紅星》),由于此書早在十年前即譯出問世,故現在特別標明為“啟明書局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一是由“亦愚”翻譯以急流出版社名義于同年九月印行的《西行漫記》(副題《二萬五千里長征》)。它們的共同點是均據1937年7月美國再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譯出,由于美國版曾經斯諾修訂增補,故這兩個譯本不僅文字繁簡方面與胡愈之主持翻譯的“復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內容上又多出一個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這一章六小節文字著重介紹紅軍的游擊戰術和對中國抗戰前途必然勝利的展望。這兩個譯本當時頗受歡迎,特別是《長征25000里》,曾被人贊譽為是“二十世紀一個古老民族用血與肉寫出來的史詩。”(4)它短短數月間即在上海印行三版,同時又在香港翻印發行。

          ???建國后,由于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和路線斗爭,“左”的傾向和思潮日益嚴重;因此享有國際盛譽的“紅星”在世界各地繼續風行暢銷,而在中國反倒漸趨冷落,僅1960年2月由三聯書店依據“復社”版印行一次,這可能與新中國成立后斯諾第一次訪華有關。由于當時中美對峙以及國內嚴峻形勢,此書雖因斯諾訪華得以再版,但也只能作為“內部讀物”,限“內部發行”,且印數有限。這一奇特事實,不免令人深長思之!及至“文革”期間,萬馬齊喑,百花凋謝,極“左”思潮空前泛濫,在“打倒一切”的聲浪中,《西行漫記》也慘遭禁錮。在許多單位和部門,它被加蓋“嚴控”之類印戳后密封于圖書館和資料室中停止出借。

          ???隨著十年浩劫的結束,春回大地,萬物復蘇,《西行漫記》也重獲新生。1979年12月,首都北京同時出版了兩個新的重要譯本。其一為吳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副題為《關于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包括原書“紅星”的第四、五兩章——即毛澤東自述生平和長征——這是構成《西行漫記》的骨骼與靈魂;此外還收有《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等三篇重要談話。人們知道,毛澤東與斯諾1936年10月在陜北保安窯洞曾進行過十幾個晚上的長談,往往從晚九點談至翌日凌晨兩點,而當年一直陪同擔任翻譯的正是吳黎平同志。作為當事人之一,他依據“紅星”和《密勒氏評論報》、《亞美》雜志等有關書刊資料及自己的記憶,在可能范圍內對譯文作了必要的訂正,增加了一些腳注,豐富了原書的背景材料。盡管初版印數不大,只有五千,但作為一種文獻性版本,自有其難以取代的獨特價值,故翌年二月旋即再版。另一重要版本是著名翻譯家董樂山的全新譯本《西行漫記》,封面標明原名:《紅星照耀中國》,此書據1937年倫敦初版本全文譯出,“未作改動”;由三聯書店出版。研究者都很清楚,斯諾本著嚴謹求實的精神和實際需要,曾對《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不斷進行修改,訂正并增補充實一些新的內容,除1938年7月美國蘭登出版社再版時增寫了第十三章外,以后較重要的修訂還有1944年版,1968年版,1971年版等等。而我國過去流行的眾多版本還沒有一個真正是如實按初版本譯出的,即使享有盛名的第一個正式譯本“復社”版,雖也依據戈蘭茨公司英文初版本,但翻譯時,一是經斯諾作了修正,有許多和初版不盡相同,二是未譯涉及共產國際的李德那一節。董樂山譯本增譯了第十一章中第五節的《那個外國智囊》,使全書還原為十二章五十七小節,恢復了在英美風行一時的英文初版本的歷史原貌。同時,對英文本中個別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也作了不少校正。基于上述種種緣由,董譯三聯版不僅是《西行漫記》在中國流傳數十年來,國內最忠實于原著的嶄新全譯本,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新版本。該書分大、小32開兩種,書前冠有胡愈之1979年8月所寫《中文重譯本序》及斯諾1938年為“復社”版所寫“序言”。扉頁印有長征路線圖,封底印有斯諾當年的照片,且配以新西蘭著名詩人路易·艾黎紀念作者的著名詩句。全書另收珍貴照片69幅。初版即印30萬冊,極受歡迎,很快售罄,接連加印,兩年左右即發行165萬冊。這一全新譯本,同時又收入1984年8月新華出版社所出四卷本《斯諾文集》第二卷,扉頁恢復英文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而將《西行漫記》改為副題。其發行量在單行本暢銷全國后,仍能一次征訂印行28,500冊。這一數字也再次雄辯地證明《西行漫記》具有何等經久不衰的誘人魅力!正像斯諾英文原著書名“REDSTAROVERCHINA”所表明的深刻含意:它宛如一顆光華璀璨、熠熠閃亮的“紅星”永遠照耀朝氣蓬勃的新中國。

          (注):

          (1)參見《毛澤東選集》(1966年7月橫排本)第二卷414頁。

          (2)轉引自吳亮平:《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人民日報》1979年1月29日》)。

          (3)引自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群眾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4)引自錢公俠:《〈長征25000里〉序》,見1949年6月新2版《長征250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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