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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文館與洋涇浜:中國人學英語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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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孫展


          如果要給這個古老帝國的開放歷程找到一個象征性起點的話,那么1862年是恰如其分的。這一年的6月11日,英國圣公會傳教士包爾騰踏進了位于北京東堂子胡同49號的總理衙門東院,開始給同文館學生上第一堂英語課。


          始于1862年


          在1862年12月11日的《上海新報》上刊登了一則招生啟事,啟事上說一名來自英國的巴先生將在“石路松風閣間壁靖安里劉宅”設館招收學生,學習“英字英語”,這也是上海第一所民間性質的英語培訓學校。

          現在還無法推斷當時到底有多少人看到了這則“發行量從未超過400份”的報紙上的招生啟事,但這個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從創刊之日起,就是面對上海商業界的華人精英的,招生啟事刊登在這里,顯然是提醒他們該為自己孩子的未來考慮考慮了。

          但有一些人,根本不用報紙提醒,就已經覺察到英語的重要性了。1862年,自浙江定海來到上海的14歲少年朱葆三發現了一個現象:凡是那些操著洋涇浜英語,能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收入總是比普通人高一些。這個當時還在一家名叫“協記吃食五金店”當學徒的小伙計迫切地想掌握這門技能,但他每月只有五角的月規錢,根本上不起英語培訓班。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到隔壁店鋪伙計在念英語,于是朱葆三毅然將自己的月規錢全部給了這個人。此后,每天晚上朱葆三來此和這個人學一小時英語。這位后來的上海總商會會長,也許并沒有意識到當時自己的這筆投資有多么重大的意義。憑借著一點點學來的二手“洋涇浜英語”和珠算知識,朱葆三在兩年后就成為了“協記”的總帳房。

          有類似經歷的還有葉澄衷,這個常年在上海外涇橋邊搖櫓,向洋人販賣雜貨的小伙計,也是將自己的月規錢送給那些中國通事們,去學了洋涇浜英語。他也同樣得到了回報,1862年,他自己的第一家,也是中國人獨資的第一家五金鋪開張了。

          改變的絕不僅僅是小伙計們。廣州的一名買辦唐廷樞,因為目睹“諸友不通英語,吃虧者有之,受人欺瞞者有之,或因不曉英語,受人凌辱者有之”,特地發奮編寫適合中國人自己用的英語教科書。這一年,《英語集全》出版,此書附有詳細的《切字論》和《讀法》說明,不但方便中國人自學英語,也可以讓英美人士學習漢語,出版數十年間,風行海內,《申報》稱贊它“中外咸宜”。

          如果說,這些民間人士以一種開放心態主動學習英語還只是一些細枝末節的話,那么掌握著這個國家命脈的大人物們的改變,則具有更廣泛的影響。

          在北京,掌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每天要面對這個國家無數重大的繁雜事物,卻一心牽掛著一件“小事”,那就是要掌管廣東、上海的督撫從“專習英、法、美三國文字語言之人”的商人中間,選出幾名外語老師來到北京執教。

          在上海,江蘇巡撫李鴻章率領5500名衣衫襤褸的淮軍剛剛抵達,就遭到了洋人的恥笑,這位日后中國“洋務運動”的掌舵人開始還不以為然,認為軍隊的職責是打仗,而非徒有華麗的外表,但僅僅數日,在看到由美國人華爾率領的軍容整齊,火炮精良的洋槍隊的表演后,巡撫大人大為震驚。于是他聘請華爾來訓練淮軍,一時間,這些滿口“直娘賊”,在上海人眼中“宛如乞丐”的淮軍們,也開始一板一眼地在軍營中念起“溫圖溫(onetwo one)了”。

          趨利與爭義


          是什么原因使得下至販夫走卒,上至達官顯貴都開始對英語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也許流行于上海市井的一首竹枝詞能道出這其中一部分緣由:“洋行買辦每多財,時式衣裝盡得來。闊綽排場人盡慕,頻年獲利店紛開。”

          自五口通商以來,外商紛至沓來,中國巨大的貿易盈利空間使得外商趨之若鶩,云集于各個港口之間。以上海為例,剛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而不斷攀升的貿易量必然使得那些懂得外語,游走于中外商家之間,充當中間人的買辦和通事的職位需求量急劇增加,而這些買辦或者通事,大多收入豐厚,遠遠超過常人。時論有“一公司之買辦也,而歲得數千金,一洋商之西崽也,而月得數十金”,即便是那些僅僅略懂些洋涇浜英語的“西文之淺者”,也“足以糊其口”。

          當時的著名政論人士王韜甚至略有夸張地記述道:“中外貿易,惟憑通事一言。”而他們得到的回報則是:“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

          對于那些自定海、寧波、蘇北乃至全國內地云集至上海的鄉下孩子來說,上海灘上買辦們憑借懂外語而過上富裕的生活,不僅僅是一種耳濡目染的氛圍,更是實實在在的激勵。朱葆三是這樣,葉澄衷是這樣,從學徒做到上海總商會會長的虞洽卿,也同樣是這樣。

          ↑上海外商宴請中國買辦


          《劍橋晚清史》這樣記述買辦數量暴增的趨勢,“1854年有250人,至1870年增加到700人,到1900年則增至20000人。從1842年至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五億三千萬兩。”而1902年外國人在華全部的投資,也只有五億八千四百萬兩。

          如果說,小人物學英語是為了改變個人命運的話,大人物們則關心的是如何改變這個國家的命運。

          歷經兩次鴉片戰爭后,稍有頭腦的上層人士都意識到,時局不同了。也是在1862年,李鴻章在給好友沈葆楨的信中寫到,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而這種局面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變更的了。這種局面“黃恩彤稱為‘變動’,黎庶昌稱為‘變端’,王韜把這叫做‘創事’,丁日昌、瑞麟、曾紀澤和李宗羲稱之為‘創局’”。總之,一種五洋混雜的局面,是實實在在開啟了。

          與開放局面相對應的,則是士大夫對中外溝通障礙給中國帶來的危害的擔憂。1861年,寓居上海的翰林馮桂芬在文章中寫到,中外互市已經有二十多年,外人“多能習我語言文字之人”,對中國的“吏治民情,言之歷歷”,但在中國的士紳當中,能懂外語的,卻“絕無其人”。因此,他建議早日“在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十五歲以下兒童,請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

          馮桂芬還僅僅是擔憂,而負責總理衙門的奕訢面對的則是迫在眉睫的困境。《中英天津條約》規定日后英國文書都用英語書寫,遇到中英文意沖突時,以英文為準。而遍尋偌大的中國,竟然找不出一個合適的翻譯人才,在兩個最大的口岸,廣東稱“無人可派”,上海雖有其人,“但藝不甚精”。這位親王沉痛地寫到:“欲悉各國情況,必先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學英語,在這個關口,已經成為關乎國家命運前途的大事了。

          學英語的熱潮


          1865年,來自美國北長老會的傳教士丁韙良接任了同文館英文教習的職位,而后又擔任了同文館總教習。但沒過多久,他就提出了辭呈,戶部尚書董恂和曾任直隸總督的譚廷驤以為是丁韙良嫌棄薪水太低。其實,對每天只花兩個小時就能得到5000兩白銀年薪的丁韙良來說,薪水并不是真正原因。曾獲印第安納大學以及新阿爾巴尼神學院學位的丁韙良說:“照管十個只學英語的男孩子,對我來說是太沒出息了,我覺得自己是在虛度光陰。”

          但董恂只用了一句話就打消了丁韙良辭職的念頭,“你得想一下這些學生的前程”,這位尚書說:“誰知道你的學生會不會被召去教皇帝英語呢?”他說得沒錯,盡管這個學堂只有一個洋教師守著十個年齡不過十三四歲的幼童,但它卻如撬開鐵窗的一根細棍,給古老帝國的京城帶來了一絲新風。

          一年后,同文館不但教授英語,還增設了天文和算學兩科。十年后,同文館已經從單純的英語學校,變成了一個教授英、法、俄、德四國外語,同時還有物理、數學、天文、航海測算、萬國公法、化學、政治學、世界歷史、世界地理,以及譯書的“西學基地”。

          同文館給京城的士紳高官們展現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甚至是緩慢的,但它畢竟在一點一滴地改變著人們對西方世界的觀感。一位翰林對丁韙良帶來的電報機表示輕蔑,認為中國人從來不用這個,也依然是泱泱大國,但卻被丁韙良帶來的磁鐵玩具逗得哈哈大笑。

          1892年的2月4日,《紐約時報》刊發了一則爆炸性的消息,“清國上海,1891年12月28日訊:今年20歲的大清國皇帝陛下目前正由兩個受過英美教育的北京國子監學生負責教授英語,而這件事是由光緒皇帝頒布詔書告知全國的。皇帝陛下學習外語這一消息真讓坊間人士感到意外,他們甚至懷疑這不是真的”。

          《紐約時報》還興奮地表示,這件事是“該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化……這種進步將超越過去50年變化的總和”,并認為“一個人思想的改變將直接影響國家的每一個人”。

          《紐約時報》爆出了大新聞,但它有一個地方錯了:負責給皇帝教授英語的兩名老師——張德彝和沈鐸,并非國子監的學生,他們都是同文館的畢業生。相隔27年之后,董恂的預言成真了。在持續聘請外人教授英語數十年之后,這股西風,終于吹拂到了這個帝國的最中心。

          與北京緩慢、拖沓的節奏相比,上海的變化則讓人眼花繚亂。自從1862年第一所英文培訓班成立之后,這座城市幾乎是在以百米沖刺的速度展開它的西化過程。

          “大英學堂”、“英華書館”、“英文書塾”、“英語班”、“英話英字館”……各種培訓機構如雨后春筍。這些學校大多是在華的外國人所辦,針對的學生群體也各有不同。有高價收取富商子弟的貴族班,也有針對貧民子弟的英語夜校。以英華書館為例,這所“滬上有名書院”,就分為日班和夜班,學費3元到5元不等,課程不但有英文,還有算學和司賬等財會知識,由于教學質量好,經常出現招生爆滿的情況。到了1882年,《申報》的一篇文章中已經寫到,洋場中由中外人士設立的培訓班,“專課英文英字者已難僂指數”。

          在上海的書肆中,《英話注解》、《英字入門》、《華英文字合璧》、《華英通用要語》、《無師自通英語錄》、《英字指南》等等英語教材比比皆是。以《無師自通英語錄》為例,作者是將常用的英語句子收錄其中,每個句子下面用漢語的諧音進行標注,這本書一共收錄了900個句子,堪稱最早的“英語900句”。

          在各大報紙的版面上,招聘啟事通常要求應聘者懂英語。如1877年5月26日,《申報》一則啟事招買辦,要求“須識英語并熟于進出口各貨生意”。同年6月27日,一則招帳房的啟示,要求“須諳別琴(洋涇浜)英話”……在上海的街里弄堂,也常常能聽到孩童們大聲背誦著“來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諾,如此如此沙咸沙。真嶄實貨佛立谷,洋行買辦江擺渡”的洋涇浜英語歌謠。這滾滾熱浪來勢是如此洶涌,以至于早在1886年,上海《申報》上就有人寫文章呼吁,“華人子弟不宜只習西文西語”。

          上海這股來自民間的英語熱潮一開始就展現出與北京同文館所不同的風貌,如果說同文館的英語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場的話,那么上海這上至洋行經理,下至跑街店員口中以寧波、上海話發音為基礎的洋涇浜英語,則完全是主動的、商業的、職場的。它從蔓延開的那一刻起,就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西學帶來的新世界


          伴隨著朗朗的讀英文聲,具有西學意識的一代新知人群不知不覺中成長起來了。而正是他們,帶給了國人一個全新的世界觀和世界意識。

          ↑張德彝


          1868年,同文館學生、后來光緒皇帝的英文教師張德彝隨使團訪問歐美,在英國倫敦,他見到一種小車,“前后各一輪,一大一小……上坐一人,弦上輪轉,足動首搖,其手自按機軸”。張德彝將之翻譯成“自行車”。

          他在美國看到總統住所,上下皆是白色,他翻譯成“白房”。在英國將領戈登家中,他看到一種“形似茶幾”的機器,“做女工時將布放于針下,腳踏關鍵,針線自能運轉”,將之翻譯成“鐵裁縫”。此外,經他首譯的還有“電報”、“螺絲”,而他還向國人介紹了諸如“蒸汽機”、“升降機”、“收割機”、“管道煤氣”、“標點符號”乃至“巧克力”等等新事物。

          又豈止是這些“奇技淫巧”的器物,通過這些英語學人的翻譯和介紹,“天文”、“技藝”、“化學”、“電學”、“聲學”、“光學”、“汽機”、“格致”、“博物”……種種新科學令人應接不暇,“洋務”、“海軍”、“自強”、“君權”、“民權”、“通商”、“開礦”、“利權”、“公法”、“變法”……種種新理念不斷刷新國人的思維。

          1884年,畢業于上海英華書館夜校的買辦鄭觀應,在經歷了商場浮沉之后,有感于時世艱危,退隱發奮著書。1894年,《盛世危言》出版,此書以西方為參照,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張。

          后來,一名湖南的農家子弟從舊私塾輟學回家,無意中讀到了這本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為了這本書,他和父親發生了口角,于是離開山鄉,進入到一個新的廣闊社會。這名農家子弟的名字叫毛澤東。

          如果說,1862年,同文館的十名幼童,以及上海灘的小伙計朱葆三只是這個密閉的帝國中偶爾滲漏的涓涓溪流的話,那么,經過40年西學的沖擊、利益的引誘、救亡的急迫和求知的沖動,這些涓涓溪流終于匯聚成了洶涌江河。英語,不再只是一種求生工具、應變手段,而是已然成為中國人融入世界的一種方式。

          此時,后來被《紐約時報》評價為“給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的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正就讀于上海同文館;被稱為“白話文第一人”的胡適,正就讀于澄衷學堂,而這個學堂正是那個因洋涇浜英語而成為中國第一家五金鋪老板的葉澄衷所捐建的;后來的“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正在南京一家預科學校學習英語和德語……

          也是在此前后,一個名叫蔣夢麟的男孩跟隨家人從浙江鄉村來到上海,為了節省費用,他的父親安排哥哥去一名美國太太家中學英語,而他則跟著哥哥學。以此為起點,他開始了自己接觸西方文化的過程。

          1945年,在昆明漫天的空襲聲中,已經是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結合自己親身經歷回顧近百年西潮傳播的過程。他以炮彈做比喻,來說明國人因接觸而學習,因學習而改變的脈絡:“我們吃過炮彈的苦頭,因此也就對炮彈發生興趣……我們從研究炮彈而研究到機械發明,機械發明而導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們開始研究政治倫理……一步步我們離炮彈越來越遠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離炮彈越來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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